寻回“看不见的手”:价格改革之路 |我们的四十年

《财经》专题制作团队     

2018年10月12日 10:03  

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开启了之后40年中国社会、经济跨越式发展的宏大序幕。回顾这40年的伟大历程,在众多改革难关当中,价格改革无疑是至关重要、难度极大的一项。因为物价关系国计民生,每一步改革都牵动全局、关乎成败。价格改革这样一场关涉亿万人生活的重大改革政策,是如何决策、施行的?当年的亲历者、参与者今天如何评价?

致敬中国改革开放,11月9日《财经》推出新的系列专题:寻回“看不见的手”:价格改革之路 | 我们的四十年。此前,《财经》先后于10月12日、19日、26日、11月1日推出有关农村改革、民营经济、深圳特区和国家体改委的专题,社会反响良好。

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开启了之后40年中国社会、经济跨越式发展的宏大序幕。回顾这40年的伟大历程,在众多改革难关当中,价格改革无疑是至关重要、难度极大的一项。因为物价关系国计民生,每一步改革都牵动全局、关乎成败。价格改革这样一场关涉亿万人生活的重大改革政策,是如何决策、施行的?当年的亲历者、参与者今天如何评价?

《财经》总编辑王波明先生特邀当年见证和参与了价格改革全程的张维迎、曹远征两位知名学者,回忆与点评价格改革的跌宕旅程,以及其间的曲折与经验。

(左起:曹远征、王波明、张维迎)

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推进价格改革之前,中国的物价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由行政力量规定,计划价格几乎存在于国民经济的所有领域。在这种体制下,价格只是核算工具,而不是市场经济下配置资源的手段和方式。与此同时,全社会无论生产资料、生活资料,均长期受困于短缺现象。这导致物价看似低廉,人们却难以购买到所需商品,衣食住行离不开布票、粮票、油票等票证。

(票证曾经是中国人购买粮油等生活必须品的重要凭证。图/中新)

(各式票证。图/中新)

上世纪80年代中期,农村改革的布局已基本完成,也初步显现出成效,改革大业要在深度和广度上进一步推进,则需要从全局改革中寻找新的进路和突破点。与此同时,城市的企业改革进展也遇到诸多难题,其中之一即为价格问题——因为行政定价的存在,导致企业缺乏定价权,无法根据生产成本和市场供求及时调整价格。

种种迹象表明,价格体系不改革,其他领域的改革也将难以深入推进。这一关必须过。

(1984年10月20日,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讨论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 图/新华)

1984年10月20日,十二届三中全会召开,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价格体系的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此提法一语中的。价格改革涉及整个市场运行机制的转变,具有相当的难度和较大风险,稍有不慎就可能造成整个经济运行的混乱。有鉴于此,当时采取了一种渐进的“增量改革”方式。所谓增量改革,就是在保留原有政策不变的前提下,允许和默认“体制外”的部分新动向、新事物存在与发展——双轨制价格改革就是一次典型的“增量改革”。

在张维迎先生看来,此前应对价格问题的策略是“价格调整”,这终归是一条死胡同,唯一的办法是放开价格,但又不能贸然都放开,所以就从边际上放开:原来的计划产品、计划产量,仍然执行国家价格;超计划的产出和投入,都投入市场,由市场供求来决定。此即后来的双轨价格——计划一轨,市场一轨。然后再通过逐步放开,最后走向完全的市场价格。张维迎先生就此总结:双轨制价格,严格地讲可以理解为,把原来非法的双轨制,变成合法的双轨制;实行双轨制,就是调整价格的思路没有办法执行,价格改革又如此迫切,唯一的办法就是默认了市场。

曹远征先生指出,价格双轨制是中国改革非常有特色的一种安排,它的产生有其特定背景:在计划经济下,物资、商品短缺,价格放开以后,物价必然暴涨;但是调整价格的思路又行不通,最后只能逐步放开,这样就形成了计划价格和市场价格的双轨。

(1980年代中期,广东、香港等地生产的塑料遮阳镜,俗称“蛤蟆镜”,在北方很是流行,图为北京街头出现的兜售“蛤蟆镜”的小商贩。图片来源:中国摄影师协会《见证改革开放三十年》画册)

双轨制实行后,也产生了一些负面作用。在生产资料相对匮乏的条件下,计划内外两种价格相差悬殊。孕育出一批利用制度漏洞牟利者,他们被称为“倒爷”和“官倒”。这些人把体制内资源倒卖到体制外,赚取差价。这些腐败现象在社会上产生了恶劣影响。但张维迎先生指出,双轨制之前并非不存在腐败现象,只是实行双轨制以后生产资料等商品完全货币化,从而使得腐败变得显性了。

尽管如此,如今回望历史,我们应当给予价格双轨制客观公允的评价。双轨制下的确产生了腐败等问题,但当时只有通过双轨制才能推进价格改革。这一看法也得到国际经济学界认同。至上世纪90年代后,中国改革道路上的价格双轨制受到国际经济学界重视,被公认为中国经济转型最具创意的战略。

有鉴于双轨制带来的种种问题,以及价格改革的总体方向,中央最终决定实施“价格闯关”,推动计划内外两种价格的并轨。1988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第十次全体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了《关于价格、工资改革的初步方案》。这一方案计划在未来五年左右的时间,放开绝大多数商品价格,由市场调节;同时在价格改革过程中,提高和调整工资、适当增加补贴,保证大多数职工实际生活水平不降低,并随着生产的发展而有所改善。

但闯关的时机选择,现在来看是有问题的。1988年上半年,经济增长呈现加速势头,物价持续上涨,少数城市出现抢购,社会各阶层群众已经产生了通胀预期和恐慌心理。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于8月19日清晨发布消息称,中央讨论并原则通过了《关于价格、工资改革的初步方案》。各界群众误以为物价马上就要全面放开,新一轮前所未有的大幅涨价即将开始,于是抢购和挤兑风潮应声而起。从8月中旬开始,北京、上海、天津、重庆、西安、福建、成都等大城市先后突发抢购、挤兑,瞬间席卷全国城市和部分乡村。人们买东西已经不是为了消费,而是为了保值。这导致了“价格闯关”受挫,也成为1978年改革以来中国面临的最严重的一次经济失控。

(1988年9月,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友谊商店后院,人们抢购黄金首饰。一个小伙子隔着铁门递进一叠人民币购买金项链。 图/视觉中国)

1988年9月26日,中共十三届三中全会召开,会议批准了“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导方针和政策。至此,进入三年的“治理整顿”时期。

“治理整顿”一方面对经济发展带来了一些消极作用,另一方面对于价格改革来说,却创造了良好条件:社会供给大于需求,有了一个比较宽松的经济环境。更为重要的是,由于供求关系的变化,计划价格和市场价格之间的差额已大为缩小,个别产品还出现了市场价低于计划价的现象。到这时,计划价格并入市场价格,已不会再产生巨大冲击,价格并轨时机成熟。

(1992年1月,邓小平同志在珠海。1992年,邓小平同志发表南方谈话,并提出“不搞改革开放,只有死路一条”等论断。图/中新)

但价格改革的艰难进程最终能得以重新启动,离不开邓小平的支持。1992年,小平同志发表南方谈话,并提出“不搞改革开放,只有死路一条”等论断。在此精神指引下,价格改革于1992年取得了长足进展,这一年也成为改革开放以来物价放开最多的一年。到1993年春,中国社会零售商品总额的95%、农副产品收购总额的90%,以及生产资料销售总额的85%,全部放开由市场供求决定。在中国人经济生活中,价格回归到它本来的功能,“用市场价格机制配置资源”也从此成为中国经济制度的一个重要基础。

(1993年5月10日是北京开放粮油价格第一天,朝阳区西石门粮店的店员在登记注销最后一批粮票。北京流通了几十年的粮票、油票宣布作废。图/新华)

(义乌国际小商品博览会上琳琅满目的产品供人选购。图/视觉中国)

(《我们的四十年》系列专题,由《财经》、和讯联合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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