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胜军:重读小平同志40年前的讲话,我热泪盈眶

刘胜军     

2018年11月17日 10:12  

思想一僵化,条条、框框就多起来了。比如说,加强党的领导,变成了党去包办一切、干预一切。——邓小平

小平曾经三落三起。

1976 年四人帮落马后,全国百废待兴,全国人民都期盼拨乱反正。1978 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成为中国命运的转折点。

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日期是 1978 年 12 月 18-22 日,而 12 月 13 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被称作“实际上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随后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点讨论并据此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的,正是邓小平这个讲话。这篇讲话,是在文革结束后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为中国下一个30年指路的历史宣言书,是邓小平为中国改革开放而制定的顶层设计。

▲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

参与讲话起草的经济学家于光远保存了小平同志用铅笔写在 16 开的白纸上的讲话提纲:一共 3 页,近 500 字。提纲列了 7 个方面的问题:一、解放思想,开动机器;二、发扬民主,加强法制;三、向后看为的是向前看;四、克服官僚主义、人浮于事;五、允许一部分先好起来;六、加强责任制,搞几定;七、新的问题。

邓小平最初请另外的同志起草了一个稿子,看了不满意。他就亲拟了这份提纲,并召集胡耀邦、于光远等来起草讲话稿。题目《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也是邓小平同志提出的。

▲经济学家于光远

当时,胡耀邦是中共中央组织部长,于光远是国务院研究室负责人之一。胡耀邦、于光远找了国务院研究室林涧青等执笔起草。邓小平逐字逐句地边念边做修改,形成了最后的讲话稿。

1978 年 12 月 5 日,邓小平又把帮他起草讲话稿的几位“秀才”找去谈话。在这次谈话中,邓小平提出:“要为敢想敢做创造条件。怎样才能敢想敢做?从制度上解决,根本是民主制度。总不能随便打击同志,对新事物采取支持鼓励态度嘛!特别是学术研究、思想领域内,更需要民主讨论嘛。武断可不行,要真正搞“双百”方针。”

定稿后的第二天,邓小平把于光远找到他家里,要他单独起草一段话,举一些实例,专门批评追查所谓“谣言”,动不动就“立案”的错误做法。在同于光远谈话时,邓小平就几次说过:

有的人、有的机关听到一点尖锐的议论,就当作“谣言”,追查所谓“政治背景”,就“立案”,进行打击报复。这种恶劣作风必须坚决制止。

40年后重读邓小平这篇扭转国家命运的讲话,依然令人热泪盈眶,伟人的历史远见、博大胸襟、改革勇气和政治智慧,无不令人感佩。

01 解放思想

由于中国改革开放脱胎于计划经济和苏联模式的意识形态化治理,文革更主张以阶级斗争为纲,观念的障碍成为最大的绊脚石。不解放思想,人们就缩手缩脚,改革开放就无从谈起。邓小平说:“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不少同志的思想还很不解放,脑筋还没有开动起来,也可以说,还处在僵化或半僵化的状态。这并不是因为他们不是好同志。这种状态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一是因为十多年来,林彪、“四人帮”大搞禁区、禁令,制造迷信,把人们的思想封闭在他们假马克思主义的禁锢圈内,不准越雷池一步。否则,就要追查,就要扣帽子、打棍子。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人就只好不去开动脑筋,不去想问题了。二是因为民主集中制受到破坏,党内确实存在权力过分集中的官僚主义。这种官僚主义常常以“党的领导”、“党的指示”、“党的利益”、“党的纪律”的面貌出现,这是真正的管、卡、压。许多重大问题往往是一两个人说了算,别人只能奉命行事。这样,大家就什么问题都用不着思考了。三是因为是非功过不清,赏罚不明,干和不干一个样,甚至干得好的反而受打击,什么事不干的,四平八稳的,却成了“不倒翁”。在这种不成文法底下,人们就不愿意去动脑筋了。

思想不解放,思想僵化,很多的怪现象就产生了。思想一僵化,条条、框框就多起来了。比如说,加强党的领导,变成了党去包办一切、干预一切;实行一元化领导,变成了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坚持中央的统一领导,变成了“一切统一口径”。

思想一僵化,随风倒的现象就多起来了。不讲党性,不讲原则,说话做事看来头、看风向,满以为这样不会犯错误。其实随风倒本身就是一个违反共产党员党性的大错误。独立思考,敢想、敢说、敢做,固然也难免犯错误,但那是错在明处,容易纠正。思想一僵化,不从实际出发的本本主义也就严重起来了。书上没有的,文件上没有的,领导人没有讲过的,就不敢多说一句话,多做一件事,一切照抄照搬照转。把对上级负责和对人民负责对立起来。

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目前进行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大家认为进行这个争论很有必要,意义很大。从争论的情况来看,越看越重要。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

在党内和人民群众中,肯动脑筋、肯想问题的人愈多,对我们的事业就愈有利。干革命、搞建设,都要有一批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的闯将。没有这样一大批闯将,我们就无法摆脱贫穷落后的状况,就无法赶上更谈不到超过国际先进水平。”

02 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

如何才能推动思想解放?邓小平说:“解放思想,开动脑筋,一个十分重要的条件就是要真正实行民主集中制。我们需要集中统一的领导,但是必须有充分的民主,才能做到正确的集中。

当前这个时期,特别需要强调民主。因为在过去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民主集中制没有真正实行,离开民主讲集中,民主太少。现在敢出来说话的,还是少数先进分子。我们这次会议先进分子多一点,但就全党、全国来看,许多人还不是那么敢讲话。好的意见不那么敢讲,对坏人坏事不那么敢反对,这种状况不改变,怎么能叫大家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四个现代化怎么化法?

我们要创造民主的条件,要重申“三不主义”: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在党内和人民内部的政治生活中,只能采取民主手段,不能采取压制、打击的手段。宪法和党章规定的公民权利、党员权利、党委委员的权利,必须坚决保障,任何人不得侵犯。

群众提了些意见应该允许,即使有个别心怀不满的人,想利用民主闹一点事,也没有什么可怕。要处理得当,要相信绝大多数群众有判断是非的能力。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现在党内外小道消息很多,真真假假,这是对长期缺乏政治民主的一种惩罚。有了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小道消息就少了,无政府主义就比较容易克服。

对于思想问题,无论如何不能用压服的办法,要真正实行“双百”方针。一听到群众有一点议论,尤其是尖锐一点的议论,就要追查所谓“政治背景”、所谓“政治谣言”,就要立案,进行打击压制,这种恶劣作风必须坚决制止。毛泽东同志历来说,这种状况实际上是软弱的表现,是神经衰弱的表现。我们的各级领导,无论如何不要造成同群众对立的局面。这是一个必须坚持的原则。”

03 权力要大胆下放

文革结束后,恢复经济活力是中心任务。邓小平说:“现在我国的经济管理体制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计划地大胆下放,否则不利于充分发挥国家、地方、企业和劳动者个人四个方面的积极性,也不利于实行现代化的经济管理和提高劳动生产率。应该让地方和企业、生产队有更多的经营管理的自主权。我国有这么多省、市、自治区,一个中等的省相当于欧洲的一个大国,有必要在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之下,在经济计划和财政、外贸等方面给予更多的自主权。

当前最迫切的是扩大厂矿企业和生产队的自主权,使每一个工厂和生产队能够千方百计地发挥主动创造精神。一个生产队有了经营自主权,一小块地没有种上东西,一小片水面没有利用起来搞养殖业,社员和干部就要睡不着觉,就要开动脑筋想办法。全国几十万个企业,几百万个生产队都开动脑筋,能够增加多少财富啊!

为国家创造财富多,个人的收入就应该多一些,集体福利就应该搞得好一些。不讲多劳多得,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革命精神是非常宝贵的,没有革命精神就没有革命行动。但是,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

04 依法治国

文革十年,法治生态遭到严重摧残。如何重建法治?邓小平说:“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现在的问题是法律很不完备,很多法律还没有制定出来。往往把领导人说的话当做“法”,不赞成领导人说的话就叫做“违法”,领导人的话改变了,“法”也就跟着改变。

应该集中力量制定刑法、民法、诉讼法和其他各种必要的法律,例如工厂法、人民公社法、森林法、草原法、环境保护法、劳动法、外国人投资法等等,经过一定的民主程序讨论通过,并且加强检察机关和司法机关,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国家和企业、企业和企业、企业和个人等等之间的关系,也要用法律的形式来确定;它们之间的矛盾,也有不少要通过法律来解决。修改补充法律,成熟一条就修改补充一条,不要等待“成套设备”。总之,有比没有好,快搞比慢搞好。此外,我们还要大力加强对国际法的研究。”

05 团结一致向前看

文革期间,由于法治生态荡然无存,出现了大量政治化的冤假错案,受害人当然需要平反,但更敏感的问题是:如何对待文革期间的那些违法行为的参与者?邓小平说:“这次会议,解决了一些过去遗留下来的问题,分清了一些人的功过,纠正了一批重大的冤案、错案、假案。这是解放思想的需要,也是安定团结的需要。目的正是为了向前看,正是为了顺利实现全党工作重心的转变。

我们的原则是“有错必纠”。凡是过去搞错了的东西,统统应该改正。有的问题不能够一下子解决,要放到会后去继续解决。但是要尽快实事求是地解决,干脆利落地解决,不要拖泥带水。对过去遗留的问题,应当解决好。不解决不好,犯错误的同志不做自我批评不好,对他们不作适当的处理不好。

但是,不可能也不应该要求解决得十分完满。要大处着眼,可以粗一点,每个细节都弄清不可能,也不必要。安定团结十分重要。对于犯错误的同志,要促进他们自己总结经验教训,认识和改正错误。要给他们考虑思索的时间。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有了认识,检讨了,就要表示欢迎。对于人的处理要十分慎重。对过去的错误,处理可宽可严的,可以从宽;对今后发生的问题,要严些。对一般党员处理要宽些,对领导干部要严些,特别是对高级干部要更严些。

今后选拔干部要严格。对于那些搞打砸抢的、帮派思想严重的、出卖灵魂陷害同志的、连党的最关紧要的利益都不顾的人,决不能重用。对于看风使舵、找靠山、不讲党的原则的人,也不能轻易信任,要警惕,要教育,要促使他们改造世界观。”

06 克服官僚主义

官僚主义是顽症。在延安整风运动时期,毛泽东就曾发表《反对党八股》。对于新时期的改革开放,官僚主义依然是主要敌人。邓小平说:“在管理方法上,当前要特别注意克服官僚主义。要搞四个现代化,把社会主义经济全面地转到大生产的技术基础上来,非克服官僚主义这个祸害不可。现在,我们的经济管理工作,机构臃肿,层次重叠,手续繁杂,效率极低。政治的空谈往往淹没一切。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

在管理制度上,当前要特别注意加强责任制。现在,各地的企业事业单位中,党和国家的各级机关中,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无人负责。名曰集体负责,实际上等于无人负责。一项工作布置之后,落实了没有,无人过问,结果好坏,谁也不管。所以急需建立严格的责任制。列宁说过:“借口集体领导而无人负责,是最危险的祸害”,“这种祸害无论如何要不顾一切地尽量迅速地予以根除”。”

07 改革开放

面对当时经济社会面临的全面危机,如何寻求突破?邓小平说:“我们要学会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自己不懂就要向懂行的人学习,向外国的先进管理方法学习。不仅新引进的企业要按人家的先进方法去办,原有企业的改造也要采用先进的方法。在全国的统一方案拿出来以前,可以先从局部做起,从一个地区、一个行业做起,逐步推开。中央各部门要允许和鼓励它们进行这种试验。

今后,看一个经济部门的党委善不善于领导,领导得好不好,应该主要看这个经济部门实行了先进的管理方法没有,技术革新进行得怎么样,劳动生产率提高了多少,利润增长了多少,劳动者的个人收入和集体福利增加了多少。各条战线的各级党委的领导,也都要用类似这样的标准来衡量。这就是今后主要的政治。离开这个主要的内容,政治就变成空头政治,就离开了党和人民的最大利益。

我们在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的时候,要切实做到职责分明。要使责任制真正发挥作用,必须采取以下几方面的措施:一要扩大管理人员的权限。责任到人就要权力到人。当厂长的、当工程师的、当技术员的、当会计出纳的,各有各的责任,也各有各的权力,别人不能侵犯。只交责任,不交权力,责任制非落空不可。二要善于选用人员,量才授予职责。要发现专家,培养专家,重用专家,提高各种专家的政治地位和物质待遇。用人的政治标准是什么?为人民造福,为发展生产力、为社会主义事业作出积极贡献,这就是主要的政治标准。三要严格考核,赏罚分明。要根据工作成绩的大小、好坏,有赏有罚,有升有降。而且,这种赏罚、升降必须同物质利益联系起来。

在经济政策上,我认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这是一个大政策,一个能够影响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政策,建议同志们认真加以考虑和研究。”

08 干部要抓三个方面的学习

改革开放能否搞好,首先取决于担负领导责任的干部。邓小平要求:“这些年来,应当承认学得不好。主要的精力放到政治运动上去了,建设的本领没有学好,建设没有上去,政治也发生了严重的曲折。现在要搞现代化建设,就更加不懂了。所以全党必须再重新进行一次学习。

学习什么?当前大多数干部还要着重抓紧三个方面的学习:一个是学经济学,一个是学科学技术,一个是学管理。学习好,才可能领导好高速度、高水平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从实践中学,从书本上学,从自己和人家的经验教训中学。要克服保守主义和本本主义。几百个中央委员,几千个中央和地方的高级干部,要带头钻研现代化经济建设。”

09 感怀

邓小平40年前的讲话,今天依然振聋发聩:

第一,邓小平的很多观点具有强烈的历史穿透力。小平说:“加强党的领导,变成了党去包办一切、干预一切;实行一元化领导,变成了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坚持中央的统一领导,变成了‘一切统一口径’。”

打着加强党的领导的旗号“包办一切、干预一切”,最终必定削弱党的领导。这种现象笔者称之为“高级黑”。40 年后的今天,我们依然面临“高级黑”的考验。“高级黑”是“越左越安全”的典型症状。2018 年 11 月 1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民企座谈会上对此提出了批评和警告:“有的人提出所谓“民营经济离场论”,说民营经济已经完成使命,要退出历史舞台;有的人提出所谓“新公私合营论”,把现在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曲解为新一轮“公私合营”;有的人说加强企业党建和工会工作是要对民营企业进行控制,等等。这些说法是完全错误的,不符合党的大政方针。

有些部门和地方对党和国家鼓励、支持、引导民营企业发展的大政方针认识不到位,工作中存在不应该有的政策偏差,在平等保护产权、平等参与市场竞争、平等使用生产要素等方面还有很大差距。”

刘鹤副总理也指出:“有些机构的业务人员认为,给国有企业提供贷款是安全的,但给民营企业贷款政治上有风险,宁可不作为,也不犯政治错误。这种认识和做法是完全错误的。”

第二,邓小平警告的官僚主义依然是改革的巨大阻力。在全面深化改革的今天,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以会议贯彻会议、以文件传达文件,依然是根深蒂固的陋习。2017 年,习近平就新华社一篇《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新表现值得警惕》的文章作出指示:“文章反映的情况,看似新表现,实则老问题,再次表明“四风”问题具有顽固性反复性。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新华社的文章反映:一些领导干部调研走过场、搞形式主义,调研现场成了“秀场”;一些单位“门好进、脸好看”,就是“事难办”;一些地方注重打造领导“可视范围”内的项目工程,“不怕群众不满意,就怕领导不注意”;有的地方层层重复开会,用会议落实会议;部分地区写材料、制文件机械照抄,出台制度决策“依葫芦画瓢”;一些干部办事拖沓敷衍、懒政庸政怠政,把责任往上推;一些地方不重实效重包装,把精力放在“材料美化”上,搞“材料出政绩”;有的领导干部热衷于将责任下移,“履责”变“推责”;有的干部知情不报、听之任之,态度漠然;有的干部说一套做一套、台上台下两个样。

第三,邓小平非常注重经济规律。邓小平说:“不讲多劳多得,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

2017 年中央发布关于弘扬企业家精神的意见,这是党的文件中第一次提出企业家精神。要激发企业家精神,就必须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规律,在制度安排上创造相应的物质激励。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央提出推行混合所有制改革、员工持股等,都是非常必要的改革举措,理应成为下一步深化国企改革的重点突破口。

第四,要建立思想的市场。邓小平说:“现在敢出来说话的,还是少数先进分子。许多人还不是那么敢讲话。好的意见不那么敢讲,对坏人坏事不那么敢反对,这种状况不改变,怎么能叫大家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四个现代化怎么化法?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科斯在 2011 年曾经提出类似的忠告:“如今的中国经济面临着一个重要问题,即缺乏思想市场,这是中国经济诸多弊端和险象丛生的根源。”

如果能鼓励经济金融问题的健康讨论,一些不合适的政策就可以避免,一些政策偏差就能更快地加以纠正。今年以来经济金融风险加剧,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思想市场不活跃,导致国进民退现象未能及时纠偏。同时,社会舆论的压力,也可以形成倒逼改革的强大动力。

第五,改革开放的本质是“放开搞活”。邓小平说:“经济管理体制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计划地大胆下放……当前最迫切的是扩大厂矿企业和生产队的自主权……中央各部门要允许和鼓励它们进行这种试验……只交责任,不交权力,责任制非落空不可。”

在改革步入深水区的今天,进行顶层设计是非常必要的,但在改革实施过程中,应该鼓励各地进行“基层探索、因地制宜”,否则政策“最后一公里”就难以打通。对于国企,更不能以行政管制代替市场化取向的改革,否则只会窒息国企的效率与活力。“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不能叶公好龙。上海科技创新板试点注册制改革能否取得突破是一个重要观察窗口。

第六,团结一致向前看。邓小平有句至理名言:“好的制度使坏人变好,坏的制度使好人变坏。”

因此,要善于从制度的层面去思考和对待历史问题,向前看。由于这样的智慧,改革开放初期并没有造成社会的动荡不安。十八大之后,中央在反腐中提出:“要重点查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问题线索反映集中、群众反映强烈,现在重要岗位且可能还要提拔使用的领导干部。”

这一思路就体现了“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深刻理念。同时,“治标为治本赢得时间”,十九大之后,我们应该加快推动体制改革,实现治本。

第七,干部的考核激励是改革的“牛鼻子”。邓小平批评了一些逆向的激励:“什么事不干的,四平八稳的,却成了“不倒翁”……名曰集体负责,实际上等于无人负责。领导得好不好,应该主要看这个经济部门实行了先进的管理方法没有,技术革新进行得怎么样,劳动生产率提高了多少,利润增长了多少,劳动者的个人收入和集体福利增加了多少。”

小平同志,你好哇!

(来源:刘胜军微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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