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静应对中美科技脱钩论,把握中国科技创新之道

苏琦/文     

2018年12月04日 09:41  

中美达成协议暂时不升级贸易摩擦,令全世界都松了一口气。人们希望双方能在窗口期内达成关键共识和协议,给面临下行压力的全球经济带来稳定预期和增长利好。不过,也有不少人士认为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中美之间目前存在一些结构性矛盾,不能对中美经贸关系前景过于乐观,甚至认为即使双方在贸易问题上达成妥协,也不排除美方会继续推动与中国科技发展脱钩,以维持自身对中国的优势地位。

(当地时间12月1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共进晚餐,举行会晤。图/新华)

从美方一段时期以来收紧双方技术交流、升高对美投资审查力度等举措来看,上述说法似有一定道理。而对于中方而言,如何妥善加以应对,避免最坏结果出现,就成为迫在眉睫的考验。这无疑是一个相当有挑战性的课题,恐怕一时难有万全之策。不过,有时面对一个问题,在没有彻底想清楚如何应对之前,可能更重要的是首先想明白不能和不要做什么。

而想明白不能和不要做什么的前提,是先搞清楚之前做对了什么,继续尽可能坚持那些我们做对了的事,不急于改弦更张,就可以大致厘清不能做和不要做的清单。

近年来,关于中国科技实力和创新能力,人们的观点出现了一些分歧。因为经济总量达到世界第二,人们的雄心抱负被点燃,认为中国科技实力不俗的观点自然有很大的市场。近来因为和美国的经贸关系出现波折,似乎在高科技领域面临有可能“受制于人”的局面,人们在焦灼之余对于中国的科技成就似乎又突然变得有点过于不自信了,进而开始怀疑此前的中国科技创新之路是不是有着不应有的失误和偏差。

其实,如果将改革开放前我们所处的全球技术位阶与现在加以客观对比,都会对中国在过去四十年间(尤其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进一步确立改革开放路线以来不到三十年间),在科技领域取得的成就感到惊艳。这方面的数据和材料都很多,兹不赘述。

(11月7日,第五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世界互联网领先科技成果发布活动”在浙江乌镇举行。15项中外科技成果在大会上发布。图为清华大学微电子所所长魏少军对该所发布的“CPU硬件安全动态监测管控技术”进行介绍。图/潘树琼 摄)

我们的焦虑是追赶者的焦虑,是急于想独占鳌头的焦虑,然而考虑到美国、日本和德国等科技强国一二百年的工业技能和研发实力的积累,我们或许不应该太急于求成。

那么回头看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科技的跃进,有哪些应该记取的成功之道呢?这是一个见仁见智的话题,不过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主流的叙事模式是因为我们果断加入国际市场和国际分工,快速引进先进技术并加以消化吸收,所以能够迎头赶上与国际上发达国家的差距,并逐渐从引进组装到中国制造再到中国创造。在这样的叙事框架之下,贸工技的顺序显然有着充分的合理性,联想等企业的成功也被认为是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然而,在这样一个主流的叙事模式之外,也一直有着这样那样声音时大时小、光谱摇摆不定的替代性叙事:最激烈者会不惜在一定程度上否定改革开放的合法性,强调改革开放以来工业体系发展的国际“依附性”,同时拔高之前经济建设中独立自主和自力更生的程度;态度相对缓和的批评者不否认改革开放以来的工业和科技进步,但认为市场的让渡并没有换来核心的技术;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企业长期满足于为国际市场打工,或者过于注重当下利润,对创新研发投入不足,相较于贸工技,持这种观点者一般更倾向于认同技工贸路线。

在为贸工技路线辩护之前,人们首先需要厘清对自力更生的一些误读,进而需要对改革开放之始我们所身处的经济情境进行再认知。

仔细翻阅新中国成立后工业发展和经济建设的历程不难发现,即使因为冷战和计划经济等内外部因素我们走了一条相对孤立于国际经济发展的道路,我们也从来都极力争取并积极引进外部的先进技术和设备,以尽快填补相关技术和产能空白,无论是苏联援建的156个项目和1973年实施的从西方引进成套设备和生产线的“43方案”,都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人们经常引以为豪的“两弹一星”,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是国际科技共同体的发挥合力的结果,钱学森、钱三强等人从美国和苏联取了不少经,法国的约里奥-居里夫妇也给了我们不少帮助。

“文革”结束后走出国门眼界大开的那批主管经济的精英们,充分意识到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和科技实力的落后,并即时抓住当时西方国家急于输出资本和产能的历史机遇,主动打开国门引进外国投资,积极参与国际市场分工,以期尽快缩小与国外的技术差距。

当时经济领域的主管人士们对于国外技术进步的经验和中国应采取的步骤有着深刻的认知,并不像后来有些人形容的那样只注重引进来。时任国家计委副主任的房维中在其主笔的考察报告中对日本技术升级路径的赞许和我们自身抱残守缺的批评,至今读来仍发人深省:“日本也曾经以引进设备为主,后改为引进专利,现在又注重购取实验室技术,在试验阶段就搞过来,试制成功后投入市场,参与竞争。由于引进先进技术,日本节约了大量摸索时间和试验经费,很快跃为先进。美国杜邦公司发明尼龙,花了11年时间,用了2500万美元。日本东丽公司花700万美元买来专利,投产2年,就净赚900美元。我们的彩色显像管,如果1974年就进口设备,去年(1976年)即可投产,年产50万台。但江青把它破坏了,说要自己研究,至今已5年还没有过关。现在还是决定从日本进口设备,最快1980年才能投产。日本人说在这上面胆子要大些,小手小脚不行。人家已经行之有效了,你还关门研究?”

在冷战大格局刚刚开始松动之际,中国经济主管部门的精英们即已认识到过于强调“自力更生”的成本和效率缺失,对于如今动辄“不惜一切代价”要自主创新,不能不令人感慨系之。

至于“市场换技术”失败论,则要进行更为深入细致的分析,不能一概而论。

首先在改革开放之初,考虑到居民消费力的匮乏以及外汇短缺,至少国内市场是缺乏存在感的,那时候更强调的是为国际市场生产,外商考虑的是我们的劳动力比较优势,我们更多着眼于出口创汇并在此吸收引进技术和管理经验。

后来随着居民消费力的提升,国内市场需求开始凸显,不过在较长阶段满足于中低端产品。此时能够充分依靠中低端技术迅速满足中低端需求以占领最大市场份额的企业,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因此,国内市场需求的相对滞后和较长时段的低端化,决定了先市场份额后技术升级路线的历史合理性。

后来随着需求的升级和竞争的日益激烈,人们对产品技术含量的要求也越来越高,那些能够投入足够研发资源保持产品合理的升级换代速率的企业,渐渐取得了市场优势地位。这更多是市场选择,而非企业人为提前规划的结果。事实证明,技术过于滞后和投入巨额资金进行过于超前的技术研发,都会招致败绩。如柳传志日前在中关村论坛所言,改革开放的历史像是一本书,是一页一页装订而成的,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

除了历史阶段之外,“市场换技术”的绩效,还要分行业来考量。实践证明,那些能够充分放开竞争的行业,如家电等都经历了从不能生产到合资生产到国产品牌崛起的递进升级路径,而那些不能充分放开竞争的领域如汽车等,则恰恰陷入既丢了市场也没有换来核心技术的窘境。

至此,在厘清相关认知的迷思之后,如何冷静应对中美科技脱钩论,答案以大致明确。

首先,不论风云如何变幻,我们自己永远不能主动选择自绝于国际市场和国际分工之外,我们所参与的国际生产链能保多少就保多少,保住了生产链,技术交流和相互学习的大门就不会被关上。当下的国际生产链和价值链是在过去几十年的全球化进程中形成的,局部调整和某些环节的重组或许不可避免——伴随相关方的技术能力和成本优势变迁,全球生产链本身就始终处于动态重组的过程之中。但完全重组和大幅脱钩的成本相当高昂,各方一定会三思而行,甚至不排除会浅尝辄止,知难而退。

退一万步说,即使中美科技出现脱钩之势,中国与其他国际市场主体依然有着合作的空间。总之,我们自身要始终保持开共赢的姿态,因为经济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和被围堵妄想症只能伤害自己。

国内方面,进一步厘清政府和企业的角色,本身就是深化改革的目标。从这个意义上讲,关于产业政策可能需要相关部门再予以斟酌。而从实践来看,近年来异军突起的科技新军如阿里和腾讯等其实当初都不在产业政策计划扶持之列,而依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表现,成为引领中国经济转型和技术进步的主要力量。此外,科技创新是一连串事件,基础研发和商业转换的角色分担,国企民企的分工之道,军民融合之道等等都需要各方戮力求解。

这其中顺应市场经济规律和符合国际范式应该始终成为最重要的参考标准。比如对于具体企业而言,不应以具体项目和具体领域的研发投入绝对数额论英雄,而应让企业自己根据市场需求选择可持续的建立在利润率基础上的研发之道,胜败由企业自身承担。循此思路,则国产化率也应该成为一个动态指标,让企业根据自身能力和市场考量选择最优组合。

(百度公司的阿波罗无人驾驶汽车在第五届世界互联网大会的“互联网之光”博览会上展出。图/潘树琼 摄)

另外一个可发力之处在于通过采取包括加大社会福利投入在内的种种举措,切实提高中国自身市场的需求,从而加大中国企业的回旋空间。

其实在中美经贸关系出现波折和中美科技脱钩论出现之前,关于中国技术升级路径人们也曾有过困惑和疑虑,比如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时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副总干事的朱民就担心中国技术升级会不会阶段性失去方向,因为以前中国技术升级主要跟随欧美市场需求,而随着欧美市场需求疲软,中国企业会否也相应失去新的技术升级指引方向。

这种担心主要来自于我们看似巨大的市场有效需求和有效供给都不足,或者说都存在一定程度的错配,双十一、拼多多们的勃兴和国际市场上买买买并存的局面,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从这个意义上讲,继续开放一方面事关上文所说的国际生产链的维系,一方面中国消费者通过国际市场满足的中高端消费需求,本身也足以构成中国企业技术升级的方向指引,对于科技创新而言,供给侧改革的有效推进显然离不开需求侧的精准定位。

最后,我们可能还需要跳出自身视角,换位思考一下他者的感受:我们固然担心科技创新不足导致我们在国际生产链中高不成低不就,别人又何尝不不是同样担心我们会高低通吃呢?历史证明,国与国之间经贸的摩擦乃至碰撞在所难免,而在合作与竞争的过程中,能够经得起考验的经济体最终都会形成自己可持续的竞争优势,没必要那么焦灼和敌情思维。

其实,无论是美国,还是德国和日本,这些在我们心目中科技创新能力超强的国度,都曾经经历过科技创新的“至暗时刻”。美国在1970年代面对日德咄咄逼人的竞争,一时间也是一筹莫展,所谓的“广场协议”等安排事后证明也是利弊互现,后来也是在货币紧缩的痛苦煎熬中迎来了微软、苹果等信息技术的领军者。德国在消化两德统一重负,以及日本在应对经济泡沫破裂恶果的过程中也都长期陷入科技创新阶段性乏力、竞争力阶段性流失的困局,后来依靠痛苦的结构性调整和市场力量,也都分别迎来了经济的复苏和科技创新能力的提升。

我们也应当充分相信市场的力量,坚持国际合作的信念,然后平心静气耐心等待美好的事情发生,因为中国经济就像大海,不论风云如何变幻,大海就在那里。

文章很棒,赞赏一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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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评论
  • 财经网友
    5天前
    破除大跃进思维,做事看结果而非过程的热闹!
  • 闻捷汪
    6天前
    那么回头看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科技的跃进,有哪些应该记取的成功之道呢?这是一个见仁见智的话题,不过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主流的叙事模式是因为我们果断加入国际市场和国际分工,快速引进先进技术并加以消化吸收,所以能够迎头赶上与国际上发达国家的差距,并逐渐从引进组装到中国制造再到中国创造。在这样的叙事框架之下,贸工技的顺序显然有着充分的合理性,联想等企业的成功也被认为是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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