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新华社和中央电视台报道：2018年12月18日上午，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了重要讲话。
（2018年12月18日，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图/新华）
习近平说，1978年12月18日，在中华民族历史上，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都必将是载入史册的重要日子。这一天，我们党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征程。
习近平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在党和国家面临何去何从的重大历史关头召开的。当时，世界经济快速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而“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导致我国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人民温饱都成问题，国家建设百业待兴。党内外强烈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使党和国家从危难中重新奋起。邓小平同志指出：“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
习近平强调，在邓小平同志领导下和老一辈革命家支持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冲破长期“左”的错误的严重束缚，批评“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充分肯定必须完整、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高度评价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果断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从此，我国改革开放拉开了大幕。
致敬中国改革开放，2018年12月18日，《财经》推出特别专题：“十一届三中全会：改革的起点| 我们的四十年”。此前，《财经》先后于10月12日、19日、26日、11月2日、9日、18日、23日、30日和12月7日、14日推出有关农村改革、民营经济、深圳特区、国家体改委、价格闯关、国债发行改革、创建资本市场、建立中国证监会、分税制改革和金融体制改革等专题，《财经》总编辑王波明担纲系列视频总主持人，特邀参与或见证40年来决策和发展的当事人，一起回顾改革历程，展望中国未来，社会反响良好。
在特别专题“十一届三中全会：改革的起点”中，王波明邀请全国工商联原副主席胡德平、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章百家一起讨论，还邀请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前院长钱颖一做总结评论：为什么1978年底在北京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如此重要？它如何推动了中国改革的沉重之门，在启动中国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的过程中，十一届三中全会又产生了哪些划时代的深远影响？
（左起：胡德平、王波明、章百家）
嘉宾们认为，1976年最大的事就是打倒“四人帮”，拨乱反正，全国人民欢欣鼓舞，大家都凑在一块，讨论中国未来向何处去。当时章百家在部队，工资算高的，一个月挣52块钱；胡德平是老大学生，一个月挣56块钱；王波明、钱颖一还没上大学。
（1980年11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开庭，公开审判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图片来源：中国摄影师协会《见证改革开放三十年》画册。摄影/吕相友）
1977年7月邓小平复出，主管科学和教育。不到一个月，他就召开了“科技和教育工作座谈会”，决定恢复高考。1977年底，全国共有570多万人参加考试，最终通过选拔的27万优秀青年，于1978年初进入大学校园。
（1978年8月，刚刚复出的邓小平主持召开科学与技术教育工作座谈会，决定恢复中断十年之久的高考。1977年冬，579万考生走进考场。图为课堂上的清华大学1977级新生。图片来源：中国摄影师协会《见证改革开放三十年》画册。摄影/翁乃强）
从1977年到1978年间，打破精神枷锁、重新解放思想，是党的工作重点。1977年2月，《人民日报》社论明确提出“两个凡是”；1978年5月，《光明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思想解放的号角重新吹响。
（资料图：1978年5月，《光明日报》刊发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旋即在中央、地方及军队报纸广泛转载， 在全国上下引起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
（1978年11月10日，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预备会议提出反对“两个凡事” 错误观点，支持开展真理标准的讨论，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做了思想准备。图/ 新华）
章百家说，当时最关键的问题，就是“文革”要不要接着搞？讨论中国的现实问题，回避不了真理标准的问题。胡德平也回忆说，当时大家已经在讨论，真理的标准是不是毛泽东思想？最后大家的共识是，对毛泽东思想也要用实践来检验，这就更深刻了。
其后全国各大报刊纷纷转载光明日报的特约评论员文章，6月2日，邓小平在军队的政治思想工作会议上说到了思想解放，涉及真理标准的讨论；7月22日下午，邓小平同胡耀邦谈话，明确肯定和支持真理标准的讨论。
1978年11月7日中央召开工作会议，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准备。这个会议开了36天。其中关键变化是陈云讲了六大问题，仿佛在平静的水面上投下了六颗重磅炸弹，大家的注意力瞬间转向讨论如何解决重要的历史遗留问题。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作出了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中共领导人邓小平和陈云在三中全会上。他们俩是中国改革开放初期政治舞台上起关键作用的两个人。图/中新）
胡德平回忆说，胡耀邦当时是中央工作会议的秘书长，他组织人手把大家的发言和讨论整理成简报，数量之多，“足足写了一本半《红楼梦》，两本半《三国演义》”，加在一起约150万字，可见当时会议之火爆。
（1981年7月1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60周年大会上，胡耀邦发表讲话。图片来源：中国摄影师协会《见证改革开放三十年》画册。摄影/王文澜）
（资料图：错案假案冤案平反大会现场。不管是平反冤假错案还是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本质上就是大规模调整党内关系和社会关系。）
在章百家看来，十一届三中全会有几个重点，第一是完成了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转移，果断放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明确了要长时期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为此要重新凝聚人心，必须纠正冤假错案，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胡德平说，当时在组织路线上的平反，从高级干部到基层干部估计不下4000万人，如果一家平均按四口人算，平反涉及1.6亿人，约占当时中国9亿总人口的近20％，范围巨大。
作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核心精神总结，实际上是邓小平1978年12月13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闭幕讲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胡德平说，邓小平同志在报告中明确提到，应该让城市劳动者，让一部分地区的人民生活先好起来。后来这话在全民传开了，慢慢就变成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胡德平认为，用现在的话来说，这就证明了三中全会是接地气的。
王波明问，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闭幕报告和公报里，并没有出现“改革开放”这四个字，但大家公认这次会议是中国40年来改革开放的起点，为什么？
胡德平表示，如果我们叫改革开放，农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城市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以后发展成市场经济，我们的对外关系，对美的关系，对欧洲、日本的关系，这些变化怎么来的？相关政策怎么制定出来的？没有一个思想解放，没有打破精神枷锁和组织枷锁，全都不可能。所以说十一届三中全会尽管没有改革开放的字样，但是这次会议是真正的解放思想，中国人民和共产党才会有办法、有路线、有方针政策制定出来。如果思想还是僵化的，后来任何改革开放都不可能发生。
关于对外开放，胡德平认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也不能说没有直接涉及。因为当时中央已经给广东和福建一些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广东省委对于经济特区的建设也提到了议事日程上，广东省委在习仲勋同志来中央之前，这样的讨论要搞特区，从滠口（音）一直到深圳，虽然那时没有用对外开放这个词，但中央已经很明确，要引进外国的先进技术，要学习外国的管理经验，要引进外资，要建立经济特区。
王波明总结说，十一届三中全会虽然没有直接用“改革开放”四个字，但是大家思想解放，敢说敢闯，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这些因素构成了改革开放的一个起点，启动了一个新时代。
（资料图：群众热烈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
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前院长钱颖一总结认为，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点的中国改革开放，释放出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巨大潜力，可谓开启了中国千年历史大变局。40年来，正是由于改革开放，中国成功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数亿人摆脱了贫困和愚昧，中国经济从贫穷迈入中等收入，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40年经济的高速增长，在中国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在人类历史上也是罕见的。
这40年中国到底改了什么？钱颖一认为最重要的是三条：一是实行对外开放，二是把激励搞对，三是让市场起作用。前一条是“开放”，后两条是“放开”，40年来导致中国经济成功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但如果要问哪些是与此前最不相同，但又是促使中国成功的最关键的因素，钱颖一的回答就是这三条。
（《我们的四十年）特别专题，由《财经》、和讯联合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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