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进步和模式创新驱动下的产业范式变迁

赵昌文/文   王延春/编辑

2019年02月11日 21:11  

“机器替代劳动”,是人类社会又一轮挑战,还是新的更大的自由和解放?


浙江省长兴县一家自动化系统生产企业内,技术人员正在对自主研发生产的智慧工厂系统进行出厂前的测试。图 / 视觉中国

文 | 赵昌文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部长

范式变迁是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提出并在《科学革命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1970年)中系统阐述的范式,是佩雷兹技术—经济意义上的范式的变迁。一句话,是技术变革驱动下的产业及企业发展常识法则的变化。

举例而言,网商平台相对于传统的批发零售实体店,就是批发零售业的范式变迁;智能机对功能机的替代就是手机产业的范式变迁;移动支付对传统的银行小额支付的部分替代就是支付行业的范式变迁。在上述这些范式变迁中,原有的企业发展常识法则被新的常识法则所替代。

范式变迁是一个相对陌生的词,对应到产业领域,可以理解为技术路线的革命性变化、商业模式的突破性创新。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讨论话题,是关乎新时代中国产业转型升级以及现代化的一个具有根本性意义的议题。

如何理解产业范式的变迁?

如何促进范式变迁?中国的产业范式变迁将会从哪些领域率先突破,更多是市场机制发挥决定性作用的结果。至于在哪个领域率先突破,哪个企业率先突破,则是企业家们在创新和竞争中出现的既不可预见又在意料之中的结果。所以,促进范式变迁,基本立足点应该是推动市场机制更加有效地发挥作用。

一方面,要建立一个创新导向型的经济结构。这个经济结构主要是鲍莫尔(Baumol,1990年)的报酬结构意义上的经济结构。在市场配置资源的背景下,报酬结构决定要素配置。企业家才能、人才和资本等创新要素配置的逻辑是,哪里更容易赚钱,就往哪里配。创新导向型经济结构意味着有利于向生产性活动而非非生产性活动配置,有利于向创新性活动而非非创新性活动配置的报酬结构。

具体而言,就是不要有严重的资产泡沫,不要产生金融和实体经济、金融和房地产报酬结构失衡。除了报酬结构意义上的经济结构外,创新导向型经济结构也包括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意义上的结构。我并不想强调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谁的创新效率一定比谁高,而是说要有两者公平竞争的平台。

要求有一个市场友好型的国有经济。当然,促进范式变迁,也许我们还应该摆脱另一种极端思维,不是像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另一个时代所说的那样,成为“一些已故经济学家的奴隶”。对于一个国家特别是追赶型经济体,政府在一些情况下也可以是整个创新链条中私人部门积极而且重要的合作伙伴。中国的产业政策一定是需要改革的,而且总体上需要收缩,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一定要确立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但无论从国际还是国内环境看,产业政策完全退出历史舞台的时机尚未到来。

另一方面,要有对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的大力投入。范式变迁的根本性力量还是在于技术变迁。一定程度上可以说,范式变迁就是技术变迁的函数,而技术变迁又是有效研发投入的函数。我们在发挥应用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优势的同时,也要加大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的投入。近期中兴通讯的事件表明,特别是对于一些战略性产业领域的关键核心技术,必须要有从基础架构到最终产品的系统能力。

而且,这些领域的投入产出规律是“大投入,大产出”,“小投入,没产出”。只有争取在关键技术、核心技术上的突破或技术积累,才能增加发生范式变迁的潜在可能性,提高国外发生范式变迁后我们跟进的速度。

关注范式变迁的破坏性作用。范式变迁是一种创造性破坏。我们在拥抱其“创造性”所带来的巨大收益的同时,也要做好应对其“破坏性”的挑战。

比如,在这一轮平台经济的范式变迁下,我们已经可以发现利润高度集中于少数平台企业的弊端。一方面,在降低就业和恶化收入分配结构方面的效应已经有所显现。另一方面,“大树底下、寸草不生”,新创企业的生存空间受到挤压,企业纵向流动性有下降的隐患。如何规制平台经济,成为必须面对的迫切的时代课题。

又如,对金融体系稳定产生持续性冲击。如果范式变迁主要由新企业引入,而不是主要由现有企业转型升级所带来的,或者现有企业难以跟进范式变迁,由于存量信贷资源已经配置到旧有企业,这将意味着短期内对金融体系的严重冲击。

当然,若如此,这本身也是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不高的体现。以网商平台对实体批发零售企业的替代为例,这个过程中就产生了大量的不良贷款。2017年末批发零售业不良贷款率在所有行业中最高,达到4.68%。2018年6月末,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和农业银行批发零售业不良贷款率虽然有所下降,但仍高达9.02%、7.37%和10.28%。

新工业革命就是要促进范式变迁。习近平总书记2018年7月在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上明确提出建设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继2016年杭州G2O峰会后再次提出了新工业革命这一术语。新工业革命,简单地说就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其本质就是范式变迁。

可以说,哪个国家能够更有效地推进范式变迁,就更有机会在新工业革命中占据有利地位,就能更好地利用新工业革命所蕴含的巨大生产力。建设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关键在于促进伙伴国家产业发展的范式变迁。中国曾经错失了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机遇,但有幸抓住了部分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机遇(改革开放的40年与上世纪70年代以来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在时间上是重叠的),这也是我们能够取得今天的发展成就的重要原因之一。

当前,正在兴起的这场新工业革命,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为核心,以新能源、新材料、生物技术等为代表的新兴技术簇群的突破发展和协同应用为核心;以人、机器和资源间的智能互联以及制造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和服务化为特征,为我们充分利用现代科技实现产业链、价值链的升级和国际竞争力的提升提供了无限机遇。

同时,也会带来一些新的挑战。比如,智能制造和人工智能的发展使得劳动力数量和劳动力成本的重要性降低。智能制造和个性化定制将使得许多行业规模经济变得不明显 。当地化、分散化的生产方式可能得到迅速发展,中国的世界制造中心地位可能受到威胁。从这个意义上讲,产业范式的变迁将决定中国的未来。

我国已具备深度参与新工业革命的产业基础

新工业革命已经初见端倪,我国经济也进入了新时代,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上显著提高。与过去200多年来屡屡错过工业革命不同,中国当前已基本具备了深度参与甚至引领新工业革命的基础。

我国已基本达到引领新工业革命的产业技术门槛。根据前三次工业革命的经验,工业革命的策源地或引领国不一定是当时经济产业发展水平最高国家,但也一定不是经济产业基础薄弱国家,需要达到一定的产业技术门槛。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之初,英国是最领先的国家,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引领国不是英国,而是发展水平不如英国的德国和美国。不过,当时的德国和美国并非经济技术薄弱国家,其产业技术水平已经达到较高水平。

追赶指数,即人均GDP(按购买力平价衡量)与领先国家人均GDP之比,是衡量经济产业发展水平的较好指标。根据麦迪森数据库,1870年德国和美国的追赶指数(德国、美国人均GDP与英国人均GDP之比)分别达到57.6%和76.6%。若将1870年德国和美国的追赶指数,作为工业革命引领国须达到的产业技术门槛的经验值,中国已基本具备引领新工业革命的基础。2015年,我国前五大创新区域(深圳、北京、上海、广州、杭州)人口与德国基本相当,追赶指数(人均GDP与美国人均GDP之比)达到75.9%,与第二次工业革命之初美国追赶指数接近。我国人均GDP前七大省份人口规模接近于美国,追赶指数为54.5%,与第二次工业革命之初德国追赶指数接近。

与此同时,中国在新工业革命可能孕育的部分领域,如数字经济领域,已经具备一定优势。值得说明的是,工业革命可以由不同国家共同引领,比如第二次工业革命。我国引领新工业革命并不排除其他国家的共同引领。

我国具备有利于新工业革命潜力释放的广阔市场空间。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具有庞大的经济体量和市场规模,可以为新工业革命提供基础的驱动力。《共产党宣言》在描述18世纪后期至19世纪上半叶的“工业生产的革命”时,谈到“市场总是在扩大,需求总是在增加。甚至工厂手工业也不再能满足需要了。于是,蒸汽和机器引起了工业生产的革命”。与此类似,中国庞大的国内需求也将为新工业革命提供需求条件,诱导新技术的扩散和新产业的发展。

我们具有深度参与新工业革命的足够信念。在过往的三次工业革命中,可以发现追求国家富强的信念在工业革命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培育和创造适应新工业革命的制度环境

每次工业革命之初,都有一些国家具备了产业技术基础、市场规模等潜在条件,但为什么最终只有个别国家脱颖而出成为工业革命引领国?为什么英国在第一次工业革命取得成功后,没有持续引领第二次工业革命,而美国却持续引领第二次工业革命和第三次工业革命?究其原因,秘密就在于只有少数国家才能长期保持适宜工业革命的制度环境。

中国要努力成为新工业革命的引领国,就需要保持改革开放40年以来的较强体制可改革性,就需要突破不合时宜的思想观念和利益固化的藩篱,通过持续地改革开放,创造并始终维持有益于新工业革命发生和扩散的适宜性制度环境。

一是进一步完善产权制度和加强知识产权保护。18世纪中叶,当时的英国首相威廉·皮特曾讲过一句话,“风可进,雨可进,未经允许国王不可进”,后来成为“财产权保护”的至理名言。英国能够引领第一次工业革命,与其建立了一套比较完善的产权保护制度是有直接关系的。产权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石,保护产权是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必然要求。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特别强调加强对各类企业自主经营权和财产所有权保护,抓紧甄别纠正一批社会反映强烈的产权纠纷申诉案件,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组织和公民财产权的坚定信心。

着眼未来,只有继续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和合法权益,保证其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保障各类创新创业者的知识产权,我国引领新工业革命才能具备坚实的制度基础。

二是要着力营造审慎包容的监管环境。在工业革命中,快速的生产力变革会对已有的产业或利益格局、政府管理模式带来巨大冲击。当不合时宜的思想观念与原有产业利益格局交织,政府就很难确保政策和管理方式适应快速变化的环境,从而导致生产关系调整(特别是政府理念和监管政策的调整)明显滞后于技术进步和产业发展,从而对工业革命构成严重制约。同样是英国,第二次工业革命期间存在达30年之久的“红旗法案”就是代表落后生产力的“马车集团”与不合时宜的管理观念结合的产物,严重制约了英国汽车工业的发展,成为英国错失第二次工业革命机遇的一个缩影。

为此,政府需要坚持审慎包容、严管厚爱的原则,制定技术友好型的监管政策,在守住底线的同时,避免抑制创新。过去几年我国在新业态、新模式上的成功实践也证明了审慎包容的合理性。在微信、网约车、移动支付、共享单车等领域,我国能够领先世界许多国家,既有后发优势和市场规模的原因,但始终保持审慎包容的监管态度,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三是维持企业纵向流动性。新工业革命中,维持企业纵向流动性的关键在于规制平台垄断。目前,平台企业已经成为企业的重要组织模式,这种模式既具有强大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具有规模报酬递增效应,但也具有减低企业纵向流动性和抑制企业创新的潜在隐患。为此,需要从促进公平竞争、防范“大而不能倒”、“大树底下不长草”等视角出发,不断完善对平台垄断的规制。

四是需要营造包容性的社会政策环境。新工业革命不仅改变生产生活方式,也会对原有社会结构和就业格局带来巨大影响。当前,新工业革命的图景尚未完全展开,对社会结构和就业的影响尚不能作出精准预知。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的快速发展及广泛应用,当然会创造出新的产业链条、新的企业和新的就业,但对现有产业分工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传统劳动关系越来越多的替代也是必然会发生的事情,甚至所谓的“无人化经济增长”时代。

我们需要想清楚一些更加深层次的问题:“机器替代劳动”,是人类社会又一轮挑战,还是新的更大的自由和解放?营造包容性社会政策环境的一个基本原则是增强整个社会对于技术冲击的适应能力。为此,要建立面向新工业革命的教育体系,重视通用能力培养,树立终身学习理念,增强人们在新工业革命环境下的就业能力。要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确保在新工业革命进程中,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

(编辑:王延春)

(本文首刊于《财经》年刊2019:预测与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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